2017年8月,全网都在为一部纪录片——《二十二》刷口碑,它用一段段口述和清冷的镜头讲述着中国慰安妇的生活现状,让人感慨又悲痛。而就在一个月后的韩国,上映了一部同样是慰安妇题材的电影——《我能说》。不同地是,这既不是一部纪录片,也不是一部带有悲情色彩的影片,甚至影片开演一大半后,你都会认为这是一部喜剧片。
苦难不一定要用悲剧来呈现。影片采用欢乐的基调,诙谐幽默地展开,举重若轻地将沉痛的历史逐渐揭开,直入人心。本以为片中罗玉芬奶奶和公务员的故事是带着点讽刺官僚意味的喜剧,剧情却突然改变了走向,道出了一段“慰安妇”的历史。但也不是突然转调,而是用温情的口吻和饱满的情感做铺垫,自然过渡。这种欢笑下暗藏悲情的处理,同样做到了同类影片揭露历史暴行的目的,同时,表达了我虽不能原谅在我身上发生过的苦难,但我能用豁达的心态去对待。
她们曾是历史的受害者,但她们仍可在今日正大光明地活着。影片最后,罗玉芬奶奶边跑向山顶边自语:“日本人肯定巴不得我们都死光,我要活得更久些,活到200岁。”这种“活到200岁”的倔强态度令人尊敬,她们就这样屈辱又坚韧地度过余生,静悄悄地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
电影的名字是“我能说”,可实际上她们却说不了。不管是语言的障碍还是心理的障碍,她们一直闭着嘴。就算主人公罗玉芬终于有一天向失散在美国的弟弟开了口,但仍被亲弟弟生硬地拒绝相认。
难道战争年代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还要延续到和平年代来吗?与此同时,影片塑造了另外一个勇敢坚强的形象。同是“慰安妇”的正心,她坦诚地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每天坚持学习英文,参与民间运动。她一直在诉说,在呼吁,在呐喊。在去美国出庭作证前夕,她却不幸病倒。一直深受感染的罗玉芬也正是那一刻才认识到真相是会被衰老和死亡吞噬的。
事实上,老奶奶和法庭听证都是真实存在的。2007年,故事原型罗玉芬老人前往美国进行演讲作证,进而促成HR121法案,而这项法案也成为国际社会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慰安妇”。
罗玉芬的故事,引用伫立在美国街头的一组慰安妇雕像下的碑文概括,“为13个国家里数以万计在二战开始前和开始后被日军奴役的妇女、女孩所经历的痛苦作证。”
(文化与传媒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16 姜杉)